马晓春围棋名局讲解（马晓春）

熊十力将法相旧说重新加以编排组织，董理为四位二十四法：1、恒行位――触、作意、受、欲、想、思等六数。

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所以他认为，统治者也要有对付臣子的一套办法，这就是术。

他引用了舟水之喻，指出作为舟的统治者，一定要善待水，即满足百姓的各类需求：首先，是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他又是因为什么而具有了这种至善性与至高性呢？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荀子对王者尽制的理解。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可见，法家的法治之思路，只是要让人们按照干枯的法令办事，听命于官吏的指挥，这样的结果，就是人只成为统治者和强国这一标签下的听话的工具，人们的生活完全成为大机器上的齿轮，人只能过着备受国家机器压迫的悲惨生活。(《荀子·修身》)然而，为什么治国也要重视礼呢？这和荀子对礼之起源的认识有莫大关系。

按照佐藤将之的分析，兼字的特色有总揽性、帝王之术和天下之君王三层意涵，所以它是由治理天下的帝王所具有或实践之统治术。④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之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第51-57页。[1]68而且韦政通在实施对儒家的批判过程中，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

因为传统的热情和批判的精神在韦政通身上体现得同样炽烈。韦政通同样不同意自由主义企图完全舍弃历史文化传统，重新建设一种文化的态度。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真的走上这条路。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文化的机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四教授还在《宣言》之末指出：中国文化现在虽然混乱一团，过去亦曾光芒万丈。不过牟氏由于过分的自信和独断而使自己在拯救现世的道路上入了歧途，并且不愿认账又不许揭短，有些以教主自居的味道了。

[2]49 韦政通的所谓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与牟宗三断绝交往，或者同时也包括徐复观等，因为本来在1962年开始于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新传统主义者们对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深恶痛绝的，徐复观当时授意韦政通撰文反击李敖，并准备以《民主评论》和《人生》为阵地回击并摧毁反传统派的堡垒《文星》。他们对民众利益要求的限制保证了专制统治者无限增长的贪欲的满足。这个观念仍是民本而非民主。[5]134在韦政通看来，中国之需要科学和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的精神是不必争辩的，既要科学，就应该培养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精神，同时科学就是科学，他自身即有自身的价值，不必非为了有助于发展仁教，中国需要科学，主要在造福苍生，绝不是为了什么发展仁教。

他们企图用科学、科学主义和科学方法等来打倒并取代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1]100，事实上既不可能，本质与新儒家反对科学一元论，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只能出于宗教的虔诚与敬意一样，都是独断的、非客观的态度。韦政通对新儒家和自由主义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的检省之目的，并不是为了调和两者的关系，而是为了超越两者敌对的心态，并且批判地吸收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目的是使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建设，建基在健康和谐的基础之上，推进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步伐，给孔孟以来的真精神填充新的内涵，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更有生机。他们在当代的哲学史里面有很明显的贡献。殷海光一生都在反传统，有关于此，韦政通曾经提醒殷海光，这种提醒曾使殷海光异常兴奋。

[4]5-6贺麟主张须将儒家思想认作不断生长发展的有机体，而非呆板机械的死教条，贺麟强调，既要使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上各项问题的解决，都能契合儒家的精神，都能代表中国人的真意思、真态度，同时又能善于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从哲学、科学、宗教、道德、艺术、技术各方面加以发扬和改进，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而当韦政通反转过来，采取用传统批判现代化和用现代化批判传统的双向方式实施自己的思想批判时，主要内容也还是儒家的。

杰出的智慧就在这种对垒中消耗尽了。返归天人合一的必要，并不在于他的意义有多么宏大，尽管可以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其实只是眷恋原始生存的和合之美。

这是韦政通当时的心理上最需要的安慰和最适当的安慰方式。韦政通的学术研究是从儒家开始，后来主要的批判对象也是儒家：《儒家与现代中国》《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等主要都是针对儒家的。他超越了两者的敌对，将两者同样放在思想吸收和批判的双重尺度上，根据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加以衡量和审视。[5]141这就是逻辑分析和敬意同情的不同方法在研究结果上的重大分野。[5]214所有这些，也都同样表明新儒家在此一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各自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表现或明或晦。

第一点使得有真性情的青年都乐于和他接近，这是他所以能接引青年、感召青年最直接的一点本钱。而韦政通从殷海光那里所得的这一真字，确实不同凡响，这与韦政通性格中原本就有的真诚相印证，使韦政通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更加充满自信。

但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佛教的随缘看似消极，实则人于机缘无可奈何。

第三点使得他在学术上虽然无一传世之作，但却使他在自由主义的阵营里，树立了一个风范：将永远使后世的青年闻风而兴起，就此而论，海光先生之名，必可垂诸久远。其实这种认识，新儒家中同样不乏其人，早在四十年代，贺麟先生已经提出，吸收我所本无，以恢复我所本有的文化建设的主张，他不同意两端争胜，更不同意在两极之间采取绝对对立的态度。

[5]174韦政通经过对历史的客观分析，理性地提出了与其恋恋不忘中国传统中那些从未发芽的民主种子，何不多多发掘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痛苦经验!中国的民主前途，毋须再等待中国传统中的民主种子培育成芽，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所流的泪与血，早已使民主在中国现代史中生根发芽，只是尚未开花结果。这是今天的韦氏最反对的文艺观。而这两点，则成为走出迷失，认识自我的心理基础和愿望前提。此前韦政通已经与道德理想主义分手，并且开始走向了对传统儒家的批判途程，用韦政通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的探险。

这种做法在事实上已经与孔孟的原始仁教精神相违背，理想中的善充当了事实上的恶。这是使他后来注重对儒家的缺陷方面的研究的早期参照。

这一点一方面表明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也流露出当年受牟宗三影响的痕迹。②1998年5月17日，韦政通在镇江芙蓉楼边的游息亭上，如彼告诫本文作者。

韦政通从来没有主张过全盘西化。前者希望将政治伦理化，从而将善作为唯一的最高目标和基准，用以衡量政治，体现的是仁与善的原则或理的原则。

韦政通在《思想的探险》之《儒家批判》的引言中说：所谓‘走出传统，其真实的意义是，与传统主义告别，放弃了对儒家的信仰。这一点事实上在《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中对殷海光的看法也是同样的。(二)韦政通与殷海光 韦政通于1965年结识殷海光。如果牟宗三性格中少一些独断，使韦政通在成长的过程中少一些威压感，那么也许至少不会致使现实交往关系的中断。

二是韦政通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精华也绝不仅限于儒家思想，更不仅只是儒家的心性哲学，而是包括佛道甚至法家和其他各家的思想中的优异成分，以及相当广阔的西方思想资源在内的。他不同于宗教信徒的地方，就在于他是清醒的或必将是清醒的。

但韦政通却是希望通过批判来完成拯救的任务。[5]165韦政通还引用有丰富政治阅历的张东荪的话说：中国必须彻底实行民主主义，因为民主主义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办法完全相反。

一时间韦政通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然不会在混沌中长久的停留，也不会永久地在迷朦中陷溺下去，他终将清醒过来，并且由此走向自我。